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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人口流動性減弱的時代，投資增速下降導致經濟增速下降合乎邏輯，同時，中低端產品的出口優勢也會減弱。取而代之的，是國內消費成為穩定經濟的最主要力量。農民工在住房、醫療、養老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會大幅增加，需要政府及社會的大力支持。
國家統計局一年一度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又發布了，《2018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》中有兩個數據令人吃驚：一是2018年農民工總量為28836萬人，僅比上年增加184萬人，增長0.6%，這應該是創歷史新低了;二是外出農民工中，進城農民工13506萬人，比上年減少204萬人，下降1.5%。那么，農民工究竟去哪兒了呢?
農民老矣：以農民工進城為主線的城鎮化已結束？
2015年之前，官方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不公布農民工進城數量的增減，應該都是增加的吧?2016年首次公布，進城數量即比上年減少157萬人，2017年則增加了125萬人，2018年又減少204萬人。
我猜想，農民工進城數量的增減是否與外需有關，2016年外需不足，導致出口增速回落，2017年歐美經濟復蘇，帶動中國出口增速提升，2018年外部環境變化，加上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速下降，使得外需再度走弱。由于公布的數據太少，無法做相關性分析，這只是猜測。
但從大趨勢看，新增農民工數量的減少是必然的：首先，農業可轉移人口數量的遞減是人口規律，因為從2012年起，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就開始下降了，這也會導致農村勞動力數量的減少。
第二，第一代農民工都老了，如果不能在城里落戶，只好告老還鄉。據統計，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2.4%，比上年提高1.1個百分點，近五年呈逐年提高趨勢。一般而言，外出農民工比本地農民工要年輕，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5.2歲，本地則接近45歲。
第三，中國經濟正在轉型，就業人口從第二產業流向第三產業，從低端轉向高端，在這一過程中，年紀大且缺乏技術專長的農民工的就業難度增加，也不得不離開東部制造業相對發達的地區。
那么，問題來了，既然2018年進城農民工數量減少了200多萬，按理說城鎮常住人口增加缺少了主力，為何城鎮化率還提高了1.06%，城鎮人口比2017年增加了1790萬?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簡單計算，不難發現，主要靠戶籍城鎮化：2018年加入城鎮戶籍的人口增加了1605萬，即便剔除自然增長人口，至少也有超過1200萬農村人口實現了農轉非。
也就是說，當前城鎮化率的提升，大部分靠行政區劃的重新設定和戶籍政策的放寬來實現了。
城市搶人原因：農民工逃離京津冀和珠三角
根據《2018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》，從輸入地看，在東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比上年減少185萬人，下降1.2%，其中，在京津冀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比上年減少27萬人，下降1.2%;在長三角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比上年增加65萬人，增長1.2%;在珠三角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比上年減少186萬人，下降3.9%。
說明珠三角農民工數量下降幅度最大，即便如此，去年廣東省凈流入人口還是超過80萬，這是否意味著非農民工的人口數增加了260多萬?
2018年廣東省人口流入與流出變化圖
來源：各地統計公報，中泰證券研究所梁中華供圖
注：紅色代表人口流入，藍色代表人口流出，顏色深淺表示相對幅度。
根據中泰證券宏觀首席梁中華的估算，2018年廣東省人口流入的城市基本分布在“小珠三角”地區，特別是廣州和深圳。深圳的人口凈流入規模可能在50萬左右。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吸引力相對較弱，例如韶關和云浮的人口流動變化不大，清遠、陽江的人口都在凈流出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東莞出現了人口凈流出，這是否與其一直以來“騰籠換鳥”的產業升級戰略有關？當前，東南亞國家成為國內中低端產業轉移的目的地，原本以中低端產業出口為主的珠三角地區，隨著人力成本的提高，在家具、家電及電子產品裝配等領域的低成本優勢已經減弱了。
早在七八年前，富士康就已經在鄭州、成都、重慶等中西部城市設廠。2018年重慶人口凈流入近16萬;成都暫未公布自然增長人口的相關數據，不過根據四川全省凈流入5.3萬人，以及其他地市人口凈流出10多萬人的情況來看，我們可以簡單推算，2018年成都人口也在大幅流入。
成渝城市群人口流入流出分布
來源：各地統計公報，中泰證券研究所梁中華供圖
注：紅色代表人口流入，藍色代表人口流出，顏色深淺表示相對幅度。
2018年京津冀的農民工凈減少了27萬，同時，該地區人口也是凈流出的。其中北京人口流出最為嚴重，從北京流出去的人口是否去了環京地帶，帶動了周邊城市發展呢?
但北京流出的人沒有去天津，天津的人口吸引力從2014年就開始明顯走弱。特別是2017年，天津人口首次出現凈流出，幅度高達9萬多人，當年GDP增速也跌至3.6%。盡管2018年天津經濟增速有所企穩，但GDP增速排名仍是全國最低，人口雖略有回流，但凈流入量也不到1萬人，往日輝煌不再。
河北除了廊坊和秦皇島人口凈流入外，其他地方或減或不變。因此，京津冀農民工凈流出的現象，倒與產業升級的關聯度不大，主要是因為經濟增長的長期動能在減弱，新興產業的占比不高，傳統產業則面臨增速下行壓力。
2017-2018年京津冀地帶人口流動數量(萬人)
來源：各地統計公報，中泰證券研究所梁中華供圖
注：2018年河北保定、唐山、石家莊、承德和衡水暫未公布數據。
正是出于人口凈流出的壓力，目前越來越多的城市采取了“搶人政策”，據不完全統計，包括天津、南京、成都、西安、珠海等直轄市或省會城市在內的大約有20多個城市制定了搶人政策。但如果一個城市的產業發展遲緩，沒有帶來相應的就業機會，對人才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。
例如，深圳、廣州同樣遇到農民工大幅流出壓力，但由于經濟增長轉型較為順利，增長動能依然較足，能夠吸引更多中高端人才源源不斷流入。因此，從總體看，長江經濟帶及以南地區的大部分城市經濟增速要快于長江以北地區，人口流入與經濟增速呈現高度相關性。
中國南北方各省市人口流動分布(萬人)
來源：各地統計公報，WIND，中泰證券研究所
孔雀西南飛：是否與大城市化相悖?
過去我國人口流向總體是從西往東，而且主要流向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，被稱之為“孔雀東南飛”，如今，農民工的增量部分主要流向中部和西部地區，2018年東部地區的農民工數量減少185萬人，東北地區農民工數量減少9萬，而中西部地區則增加378萬，呈現“孔雀西南飛”的特征。
農民工地區分布及流向
來源：國家統計局
其中安徽作為一個中部地區的省份，一直是農民工的輸出大省，但2018年人口凈流入規模在全國排名第三，這確實有點匪夷所思。除了北部的宿州、蚌埠和淮南三市以外，2018年安徽其余13市都出現人口凈流入，其中省會城市合肥流入規模最大。
安徽人口的凈流入，除了有農民工返鄉因素外，還與安徽各城市的人才引進優惠政策有關，如合肥、蕪湖、馬鞍山、滁州、亳州、池州、阜陽、宣城等城市都出臺了人才優惠政策。因此，在安徽經濟增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，部分制造業向安徽轉移的背景下，也帶來農民工更多的就業機會。
另外一個案例是西部地區的陜西，2018年陜西全省常住人口凈流入達11.9萬人，其中西安就凈流入了近32萬。這說明陜西的人口增加主要靠西安，但西安的人口流入與落戶政策五次放寬有關。
西安市常住與戶籍人口增量(萬人)
來源：西安市統計公報，WIND，中泰證券研究所梁中華供圖
注：2017年及以前的人口增量采用舊口徑(不含西咸新區咸陽片區)，2018年增量調整為新口徑(2018年新口徑-2017年新口徑)。
2018年西安戶籍人口增加了81萬，但常住人口只增加38.7萬，剔除西安人口增加的因素，陜西省人口實際上是凈減少。因此，西安這種發展模式是否可持續值得懷疑，畢竟人口流入需要靠產業發展支持。
相比之下，成渝城市群的人口流入較為正常，繼續呈現以成都和重慶為中心的流入特點。這說明盡管農民工的增量大幅流向中西部地區，但仍然以流向中西部的省會或直轄市等大城市為主，因此，我國人口的“逆向流動”，并不與大城市化相悖。
那么，農民工在行業流向上有何變化呢?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看，農民工的從業結構的變化也與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有關。如2018年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7.2%，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0.7%，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52.2%。對應的農民工三次產業從業分布上，也呈現第一產業、第二產業從業占比下降，第三產業占比上升的特征。
農民工從業行業分布(單位：%)
來源：國家統計局
目前，第三產業農民工的就業人口占比已經超過50%，2018年增幅達到2.5%，在居民服務、修理和其他服務、公共管理、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領域的增速尤其快。
從總體看，隨著人口老齡化，農民工的平均年齡也逐步增大，2015年平均年齡為38.6歲，到2018年已經達到了40.2歲了。人口老齡化，加上今后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減少，外出農民工的增量也將不斷下降，因為年輕的農民工才愿意跨省流動。
2018年到省外就業的農民工7594萬人，比上年減少81萬人，這也可以解釋為何2015年以來我國流動人口數量不斷下降的原因，今后可以推測，我國客流量也將不斷下降，春運壓力將越來越小——印證了本人兩年前提出的觀點：存量經濟主導時代的到來。
進入人口流動性減弱的時代，投資增速下降導致經濟增速下降合乎邏輯，同時，中低端產品的出口優勢也會減弱。取而代之的，是國內消費成為穩定經濟的最主要力量。農民工在住房、醫療、養老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會大幅增加，這需要政府及社會的大力支持和投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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